人物素描之二: 二姨(下)

本帖最后由 荒芜 于 2010-11-2 00:23 编辑

二姨

沿着昏暗而残破的楼道,我提着重重的行李,在接近午夜时分向三楼攀爬,去看二十年没有谋面却一直牵挂的二姨。

那天飞机火车均晚点,我对此早就料到,因此没有让他们或者他们的孩子去接。但他们老两口不听我自己先到旅馆住下的建议,执意守着一盏昏暗的台灯等着我,好早点儿见到。当我终于见到他们的一瞬,看到屋内还是二十年前的样子,只是更加老旧;而在我记忆里依然中年、风姿绰约的二姨,现在已成风烛残年的八旬老人,不禁心酸。本来这次没有计划去看她,总觉得还有机会,而且要多见几天才好,但在电话中,她说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然后就啜泣起来,我突然意识到:二姨不再年轻了,可能真的去日无多了,于是抽出两天时间去天津探望她。

对二姨最早的记忆,是在我们家从哈尔滨下放到农村的时候。当时是七十年代,全国各地副食品均短缺,肉和油尤其匮乏。辽宁尤其严重,因为陈锡联非常左,将一个产油大省的月供应量定为三两(别的省都是半斤),因此他得了个“陈三两”的雅号,但苦了靠粮本吃饭的我们。那时候我是长身体的时候,虽然父母有工资,加上农村粮食蔬菜尚充足,没有挨过饿,但经常感到很“熬啃”(馋)。小伙伴们出去玩都是以找食为目的:春夏之间出去捋榆树钱儿、或者打鱼摸虾,或者帮别人放鸭子,好得到几个咸鸭蛋的酬劳;秋冬则经常去地里挖未收净的地瓜、捡黄豆、玉米,然后生野火大家烧烤。最怕过年的时候,猪肉都要票,好吃的东西都限量供应,有钱都没办法买。在天津的二姨知道后,就托关系,每年春节前夕,都给我们家邮一大箱好吃的:肥肥的咸猪肉、大块的酱牛肉,腊肠。还有红糖。有一年,用火车托运鲜猪肉过来,竟然一点儿没有坏。我们家将剩下的肥肉熬了一坛子荤油,连油梭子(油渣)都放入一个坛子中,一直吃到开春,有了哈喇味道还不舍得扔,用来红烧芸豆,味道好极了。我曾经在冬天拿着一块二姨寄来的酱牛肉,对着外边漫天大雪看《水浒传》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节,讲到林冲到草料场附近买牛肉然后到庙中喝酒,不禁会意一笑。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些肉和油,并不是二姨通过关系弄来的,而是自己的油票和肉票省下来给我们买的。

后来有一年二姨出差顺便到我们下放的乡下,大包小裹地带了很多东西,幸亏随她出差的一个年轻民警小伙子帮了她很多忙,否则难以想象她能带这么些东西。在乡下期间,二姨对我们嘘寒问暖,连我母亲没有关照的事情她都关照了,比我妈妈想得都周到。

其实,照顾别人是二姨一辈子的习惯,可能和她从小生长的环境有关吧。姥爷和姥姥是包办婚姻,他十四岁就跟十七岁的姥姥结婚,毫无感情可言,但共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不幸夭折。那个年代没有男孩就是无后为大,况且姥爷家是个大家族,一直要给他续娶一房,好生儿子,受新思潮影响的姥爷坚决不从,最后自己联系去日本留学。家中不同意,一个原因是生大孙子因此变得更遥遥无期,另外个原因是留学要很大一笔费用,对于一个乡绅来说,也很吃力,最后姥爷说:“如果不让我留学,就父不父,子不子了”,姥爷家中没有办法,全家族变卖了当年大部分收成,还有部分金条,供姥爷出国留学了。

姥爷在日本学业精进,但一个公子哥茕茕漂泊异国,心理上忍受不了孤单,加上同小脚的姥姥是无感情的婚姻,于是,在一次生病住进日本医院的时候,一个日本护士悉心照料,两人就好上了。姥爷要将他迎娶回中国,那日本护士家中非常反对,但两人感情颇深,最后那日本护士同家中闹翻,跟学成归来的姥爷回了国,成了我的二姥姥。

姥爷刚回国,在一个煤矿当工程师,每个月发实物工资--十二袋子洋面,全部奉献给家族,但家中人还是不能原谅他,到不是因为他续娶,而是因为他没有娶一个门当户对的中国女子,却娶进了一个东洋婆。二姥姥当时也非常难过,她极力讨好公婆,经常给大家族烧饭,但因为语言不通,加上对中国文化不了解,家族的人无法接受他。此外,也许嫉妒心使然,懦弱的姥姥虽然没有给日本妻子气受,但对她很冷漠,毕竟是大太太,家族从来没有将日本人当成自己的媳妇。

在族人的孤立中,姥爷很伤心,一气之下离开家乡附近的煤矿,到牡丹江创业。逐渐开办了两家钢铁厂,最多的时候雇佣了三千多名工人。同家族的关系也渐渐缓解了,最后,整个姥爷家族的一百多口人,全部搬迁到牡丹江,有的成了工厂经理,有的成了工人,最老实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就让他开了豆腐坊,供应工人和家族。也许是骄傲的内心所致,姥姥是最后带着四个女儿去的牡丹江,安顿下来后,对姥爷和二姥姥没有好脸色,于是遭到姥爷的冷落。很遗憾的是,他对家族所有的人都很好,就是对姥姥生活上不管不顾,姥姥一家住在另外一个房子内,经常缺粮少柴的。

那个日本二姥姥一辈子没有生养,于是就将我的大姨二姨接过去,二姥姥对她们视若己出,他们过得如同娇小姐,尤其是大姨,已经将亲娘忘了,但排行老三的妈妈和四姨日子过得就有些凄凉了。好吃的东西吃不到,好衣服很少买,姥姥性格刚强,拒绝要姥爷的钱,靠变卖首饰和别人接济度日。这个时候,只有九岁的二姨,经常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冬天拉着小冰车,在雪地上偷偷搬运东西回自己的亲娘家,有肉,粮食,还有木材和煤块,我妈妈和四姨做她的内应,因为不能让刚强的姥姥知道。就这样,一个才十来岁的二姨,帮助一个失宠而又没有工作能力的小脚母亲和两个小妹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四个姐妹开始渐渐长大了,二姨又开始督促两个妹妹的学习。

但是,不幸却一再降临这个家族。当时东北被日本人全面占领了,姥爷要出走内地,但工人集体跪求他不要砸了他们的饭碗,他只好留下。但日本人要任命他当地的维持会长,姥爷坚决不从,碍于他在当地的影响,日本军方暂时没有动他。后来有一年日本国庆,家家需挂日本旗帜,姥爷没有挂,就给抓了去。姥爷在当地一直德高望重,哪里受得了日本兵的羞辱,因此表现得很硬,不但拒绝说日语,而且表示自己无罪:“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挂日本国旗?!”, 于是,他被带上反满抗日的罪名,加上他没有顾禁令,家中依然吃细粮,被冠以经济犯的罪名(那时候只有日本人才能吃细粮,否则是经济犯),给抓去要法办,其实可能就是杀头。这个时候二姥姥出面了,她年轻漂亮,加上是日本人,跟对方说:“他如果反满抗日,如何能娶我这日本太太?另外,家中细粮,主要是我吃的, 我可是日本人啊!”。就这样,日本人放了姥爷,但他的企业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了。不过,二姥姥在关键时刻救了姥爷这个一族之长的命,从此家族接纳了二姥姥这个日本人,大家相处无间。

后来东北光复了,本来大家以为这下可以过太平日子了。但刚入境的苏联红军在东北烧杀抢掠,遇到女的就强奸(据说苏联兵力严重不足,将牢狱中罪犯都征兵,并且送到战略上不重要的远东)。姥爷家族中一个小伙子看到苏联红军到家中抢东西,就用没有子弹的手枪比划了对方一下,被红军当场开枪击毙。

家是没有办法呆了,姥爷跟族人长辈商量,决定带着大家出逃。先是在地下挖个大坑,将很多带不走的贵重东西,包括部分金条放在坑内,然后用一个非常厚的铁板盖上,再用土埋上,一家人准备一起吃最后一顿饭,然后向乡下逃。但是,饭刚刚端上桌子,炮声响起,还有炮弹落在院子附近。大家没有时间,仓促间只带着简单的行囊,就在姥爷的带领下,一百多口人出逃,他们来到一个工人的家乡,在那里的小学教室暂避一时。担心被苏联军人盯上,当时所有的女子,包括十多岁的二姨和妈妈都剃了光头,由于姥姥小脚,行走不便,一路上都是二姨照顾大家。等风头过后,一家人回到家族的大院中时,完全傻眼了:数十间房子被洗劫一空,那大铁板也被揭开,里面所有金银细软贵重东西全部不见。姥爷还寄希望存在银行的钱和金条,但到银行一看,那里早已被炮火燃烧,夷为平地, 开银行的日本人不知去向。

这场战争对于姥爷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家族的一百多口人靠着他生活,孩子们指望他供念书上学,他的很多家产却蒸发了。幸好,工厂还在,因为有工人自愿地守护,其中一家工厂完好无损。

为了冲冲晦气,姥爷将十六岁的大姨嫁给了他最喜欢的学徒。 他原是一个穷小子,要饭来到牡丹江,在即将冻死街头时,被姥爷收留,姥爷一问他还是一个姓的本家,对他更是呵护有加。因为抱着感恩的心态,这个学徒能吃苦且伶俐,逐步成为一个工厂的经理,姥爷非常器重他,坚信“嫁好房不如嫁好郎”,决定下了这门入赘的亲事,毕竟一个女婿半个儿。虽然大姨和讨饭学徒出身的大姨夫不是门当户对,而且家道中落,但姥爷还是硬撑门面,将婚礼办得是相当隆重,数十年之后,还有人谈那白婚纱,还有长长的轿车队伍,那是大姨一生最风光的时刻。

国民党接管后,“劫收大员”说姥爷的工厂是逆产,予以没收,但没有人能取代姥爷管理这些工厂,于是暂时任命他当经理,让他继续管理自己的工厂,同时挣一份工资,生活还过得去。不过,这时候他就无法养活一个大家族了。于是这些家族的人有的回到乡下,有的去外地谋生。

但是,一解放,姥爷就因为资本家身份被审查,就要蹲监狱的关键时候,曾经在他工厂工作的地下党、后来成了当地省里中共领导人的一位工人出来作证,说他是开明民族资本家,对工人非常好,这样才将他保下来,但姥爷的所有财产,都被没收了。他和姥姥以及日本妻子,只好回到家乡,面临四类分子以及挨饿受辱的待遇。

于是,当时在哈尔滨的四个姐妹除了结婚的大姨外,再次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待续)
要么说真话,要么沉默。

东北老乡,期待你的下文。
老柞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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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姥姥也很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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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荒芜 于 2010-10-8 05:15 编辑

(二)

由于姥爷被迫回乡下老家,家族其他人也各自寻找出路,星散各地。尚未成年的二姨、妈妈和年幼的四姨面前似乎只有一条出路:同父母回到乡下。但是二姨在关键时刻拿定主意:三姐妹坚决不回乡下。怎么办呢?这时候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哈尔滨的大姨家。于是,她们轮流跟大姨夫天天磨,帮助家中干活,还给喜欢喝几杯的大姨夫买下酒菜,大姨夫毕竟从贫困的乡下出来的,知道这几个小姨子回到乡下不会有好出路,加上姥爷对他有救命和知遇到之恩,最后被磨不过,就说:“都留下,都留下,要苦大家一起苦”。要知道,做这个决定对大姨夫也是不容易的,他自己这时候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他的工资很低,住房条件也不好,大姨又没有工作。

二姨、妈妈、四姨在哈尔滨呆了半年左右。后来二姨投考了天津包食宿的警察学校,她成绩优异,本来可以上好大学,但一是没有钱上,二是因为处于少女年龄的她担心姥爷一家在乡下被欺负,认为当了警察就能保护家人。二姨考上天津的警校之后不久,将四姨也带到天津,用自己微薄的助学金和打零工的钱,资助四姨上高中,准备让她上好大学,四姨当时成绩不错,前途看好。

妈妈在大姨家留着,由于小时候吃过苦,为了能在大姨家长期留下去,她主动干很多活,悉心帮助大姨照顾五个年幼的孩子,烧饭洗衣服,有时候妈妈还到火车站,用小保温瓶卖冰棍,补贴大姨的家用。偶尔给大姨夫买半瓶酒,一家人对妈妈感激不禁。大姨夫一次喝多了还说:“原来以为三丫头(妈妈的昵称)是累赘,没有想到我们到借了她的光”。

妈妈后来投考了不要学费的师范学校,为了早点挣钱,还没有毕业,十六岁就拿起了教鞭,当上了中学的音乐教师和小学的语文老师。所有得到的工资,多数交给入不敷出的大姨,还要每个月寄几元给乡下贫困中挣扎的姥姥姥爷一家。

二姨警校很快毕业,分配到天津市的公安部门。因为她聪明、美丽而且从小受二姥姥的日式教育,非常温柔有教养,加上日语好得如同母语,在公安局从事外事工作(七十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时,日语人才短缺,她还多次当过翻译和业余日语教师),很快受到周围人的瞩目。一个老革命出身的副市长托组织上说和,要和她谈恋爱,二姨因为对方文化不高而婉拒了。后来二姨选了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科研人员恋爱,他就是后来的二姨夫,二姨夫身材修长,风度潇洒,精通四种外语,也是出身世家,一辈子对二姨有一种仰慕之情,他们着实是一辈子没有红过脸的一对儿,两人住在穆南道的租界房子内,生活过得很好。

二姨对二姨夫一家人尤其是婆婆孝敬有加,人缘颇好,加上主意很多,很快,周围邻居有什么大事小情,家中有什么问题纠纷,都是二姨帮助调节解决。我想,二姨跟在姥爷身边, 多少学了些leadership 的技巧。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对于二姨来说是无法解决的,而且成了她一生最沉重的打击。

就在四姨准备高考的时候,她悄悄恋爱了,这倒也不打紧,但她爱上的不是别人,是二姨夫的弟弟。当时这位弟弟在南开上大学,也是儒雅潇洒,两人好得密不可分,最后同家中摊牌:将来要结婚。二姨的婆婆听了坚决不同意:“哪有兄弟俩娶姐妹俩的!”,于是将一对热恋中的恋人拆散。

四姨整整哭了一天,然后昏昏睡去,第二天醒来,精神就不正常了。二姨伤心异常,反复劝说,多次将四姨送医院医治,但也没有治好,为了让四姨换个环境,最后将四姨送回姥爷家所在的乡下。

就这样,费劲周折希望留在城市的四姨,一个如花似玉的四姨,即将上名牌大学有很好前程的四姨,黯然回到乡下,虽然她精神病不发作了,但有些痴呆,最后嫁给一个赶车的农民,生了三女两男,过着勉强温饱的生活。

四姨,成了二姨一辈子的痛。她因此一直关心四姨一家的生活,连后来四姨儿子在乡下结婚,彩礼都是远隔千里的二姨张罗的,但这一切没有减轻她的负疚和哀愁,过年过节或者得到家信,一提到四姨她就泪流满面,哀痛不己。不过,若干年后,四姨的一个孙女从穷乡僻壤考上名牌大学,而且出落得和四姨当年一样漂亮,二姨因此多少有些欣慰:“老四的基因隔代遗传了,圆了她奶奶未能圆的梦”。

六十年代,文革风暴来临,虽然二姨工作出色,已经是中层干部,但因为其家庭出身被靠边站。后来成了监狱的狱警,管女犯人,在狱政科做她们的思想工作。

大概是在七十年代中旬,二姨突然被查出有膀胱癌。那个时候得癌症的人很少,周围相好的同事和邻居都难过一场,很多人流着眼泪来看她和她三个年幼的孩子,还抱怨说老天不公平,让这么好的人得绝症。二姨怕别人担心,没有跟其她几个姐妹透露自己的病情。后来,一个邻居偷偷写信告诉了妈妈,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下放农村,妈妈知道后马上跟学校请了假,买了车票,到天津照顾二姨二个多月,直到她顺利做完手术。妈妈回来后告诉我们,没有想到二姨在她们周围的人中威信那么高,有那么些人关心她,而且不论如何疼痛,她就是不跟别人讲,怕人难过。手术之后,二姨的癌症,竟然奇迹般地好了。

八十年代,我在北京上学,二姨有次开会来京看我。我们出去逛商店,吃饺子,她看到一件很好的衣服,试了半天,没有舍得买,最后给我买了夹克衫。临行,还塞给我几十元钱,让当时清瘦而且刚献过血的我补充营养。后来,我去天津,用自己的稿费将二姨没有买的那件衣服给买了带给她,她高兴极了,但执意将衣服的钱给我。她看我好奇,还领我参观了她工作的女子监狱,那里看着像个纺织厂,犯人都像年轻的纺织女工,不乏光彩照人的,她们去车间上下班都系着围裙,排着整齐的队伍,似乎看不出悲戚的神色。二姨说,她们刚来的时候情绪不稳,但我们做工作,过段时间就适应了。二姨还颇有些得意地说:“我对她们都很好,所以她们很信任我,还有的管我叫妈妈”。二姨话很快得到认证,女犯的队伍走过我们身边时,她们纷纷向二姨亲热友善地打招呼,让我非常诧异,好像随行的狱警也不管她们之间拉家常般说话。

就在我们全家下放农村的时候,家中生活负担很重,家里自留地也无人料理,而且虽然有姥姥帮忙,入冬妈妈棉衣往往无法及时裁剪完。爸爸有意让妈妈辞去教师的工作,二姨知道后马上回信对妈妈说:“工作一定要保留,你不能成家庭妇女,最后孩子都会瞧不起你”。妈妈因此保留了工作。现在四十多年教龄的妈妈有不错的退休工资,领到工资后经常调侃我爸爸:“要不是我二姐,当年听你的话我今天能领这么些钱吗?”。

二姨一生跟丈夫、婆婆、同事、远亲和近邻都处的非常好,得到尊敬乃至爱戴。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她跟自己的小儿媳,一个同样善良且非常温柔的姑娘就是处不好。我的表哥同他爸爸一样:年轻时身材高挑挺拔,面目英俊,当时《上海滩》电视剧流行,人家给他起了外号,小周润发。他大学毕业,在一家外企当经理,属于那个年代的高薪阶层,但他烟酒不沾,有些木讷老实,不敢追女孩子。于是,单位的一个女秘书,长相矮胖但性格很好的女孩追她,两人的恋情被二姨发现,有些不同意。因为按照世俗标准,给我表哥介绍的女孩子个个身材苗条面目姣好大学毕业。但表哥有些倔,楞是同她结婚了,婚后二姨虽然和儿媳表面从来没有过口角,也像对女儿一样在生活上关心,但内心两人一直有很大距离。最后,在表嫂坚持下,我表哥表嫂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移民澳大利亚。我的二姨因此非常悲伤,常说,我儿子和孙子被媳妇拐走了。其实,在海外打拼,我的表嫂英语好,能适应,很快有了自己的事业,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二姨也知道这点。但我想,对于一个男人的情感牵挂,让婆媳关系非理性地复杂,连善于同人相处的二姨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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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和二姨二姨夫聊天,聊起纵横数十年的往事,有很多我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也没有听说过的。她说,经历这么些事情,感觉亲情最为宝贵,一家人的健康平安和谐比什么都重要。她告诫我:“不要羡慕那些当官和经商发大财的,他们自己未必舒心,而且即便自己舒心,他们的孩子家人也未必舒心得好,他们往往身不由己,一旦时代变化,命运起伏很大。”她还向我透露一个秘密:我姥姥的哥哥原是一个忠于职守的警察,他本是个读书人,因为科举之路没有了,年轻时便当警察,一次背着枪执行任务,竟然被一个大厨师欺负哭了,成为远近都知道的笑话。这么懦弱的人在张作霖时代却无意中发迹。后来伪满洲国以伤害全家为威胁,胁迫他出任伪满的省警察署长,苏联红军进入后被逮捕,他同溥仪等一起作为高级战犯被带往苏联服刑多年。而此时他在家中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太姥姥,望眼欲穿也没有等到儿子的释放,在贫病交加和思念儿子的绝望中,自缢身亡,临死的时候满嘴都是她平时舍不得吃的白糖……

       
第二天,二姨一家在天津著名的狗不理请我吃包子,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全家都出席。在席间,我才知道,因为二姨工薪阶层女儿的儿子在国外留学,二姨看外孙子打工辛苦心疼,竟然将自己一生的积蓄换成澳元,偷偷寄了出去,而她自己的心脏搭桥手术,因为不能百分之百报销,她竟然迟迟不做。还说:“我八十来岁了,现在活的每一天都是白赚的,无所谓了。”

临行,我将一个装有一万元人民币的信封悄悄塞给二姨,她反复推让,我安慰她说这只不过是我不到一个星期的薪水,她这才勉强收下了。我说:“你一辈子为别人活,这回得为自己活活,这点钱就专给你吃喝玩乐的,不许给别人”,她笑笑回答说:“你北京还有个叔叔,要不留给他一半?太多了”。

这就是我的二姨,经历沧桑不失坚强不忘亲情,她永远有个big heart,心中总是装着别人。
要么说真话,要么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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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 土干


    是, 她是很传奇,二十来岁离开日本家乡,直到八十多岁去世从没有回去过。
要么说真话,要么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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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家史最有意义。下篇写这个二姥姥?
因为无能为力,所以尽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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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力让我痛说反革命家史:)
二姥姥确实值得写,作为妻子,她在某些方面比我姥姥还体贴。待我有空写写吧,她后来眼睛全看不见了,仍然活到近九十岁,不过说中国话永远是倒装句;)
要么说真话,要么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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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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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梧桐的阅读,是急就章,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
要么说真话,要么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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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一遍,觉得“二姨的家事”还有值得挖掘的地方,可以继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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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姨的故事好,但是,我还是想读二姥姥的故事,没时间写,写短点吧。
你看,你这里提了一句,我就遐想了。你多写几句,就更有意思了,比如,一定要写几句二姥姥说的倒装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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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来、土干的提议都非常好,惭愧的是,我跟二姥姥真正的内心交流很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她眼睛几乎失明,八十多岁了,拉着我的手不说话,只是流泪。

看到她年轻时的照片,虽说不是风华绝代,但也风姿绰约。倒装句,比如,吃过饭了,她会说,饭吃了。
容我有空好好找人回忆回忆再说,在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下,我不想轻易写。
要么说真话,要么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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