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解读笑言的《香火》和文森特•林的《放血和奇疗》
徐学清
论文摘要:此文比较笑言的小说《香火》和文森特•林的《放血和奇疗》,对比两者在表现人物文化身份的认同和确认过程中的方法论和观念上的不同,从而比较两位作者各自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对文化身份的认识。两部小说从不同方面认证了目前正在流行的离散理论中关于文化身份的论述,即文化身份具有固定的文化特征,但是充满了变数,它的结构是由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运作所决定的,不同代的移民对文化身份的理解和认同有很大差异,文化身份永远处在调整,创造的过程中。
关键词:文化身份,传统的承袭,断裂,变数,混杂
离散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部分是离开故土以后的文化身份的追寻,重建,认同和确认。当一个漂泊者跨越国界在地理位置上重新定位后,她/他的单一的族性和文化性必然会受到新居住点的主流文化以及其它少数族各种文化的影响,包括排斥,渗透,分解,融合,会经历从单一到双重,甚至多重的变化,从而使漂泊者在故乡和新家之间的文化冲突中不得不重新寻找,调准,追求,和构造新的文化身份。
那么文化身份特征对于第一代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内涵和外延包括了什么? 它与移民的祖裔文化是什么样的关系,与居住国的主流文化又是什么样的关系?Amy Ling 在反思自己被主流社会同化的同时却与自己的文化根的疏远的困惑时,问道在哪一个点上一个中国移民变成了美国人?“中国人”对于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在美国的中国人和在美国的日本人,韩国人又有什么不同? 当美国华裔女作家汤婷婷(马克辛•金斯敦)说她的小说属于美国主流文化时,是否意味着她已经完全认同于美国文化?还是美国的主流文化包容了其它族裔文化?像汤婷婷这样的华裔后代,她们的文化身份究竟是什么?
关于文化身份的概念,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Stuart Hall 给予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文化身份及其特征有两种理解的方法,一种认为文化身份体现了集体的身份和特征,这个集体拥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文化,集体的个人是因为属于同一民族而联在一起。在这个定义下,文化身份和特征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密码,它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整体”。这个集体的文化身份和特征被认为是固定的,稳定的,和持久的。
另外一种对文化身份和特征的理解强调“不同”的重要性,认为文化身份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已经成为了什么。”文化身份在这里既是“是”也是“成为”,它既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文化身份有它的历史,但并不是既有的存在从而可以超越地方,时间,历史和文化。和其他历史性的事物一样,文化身份及其特征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它是历史,文化,权力操作的主题。所以第二种理解认为文化身份和特征是不稳定的,变化的,甚至是矛盾对立的,在它身上镌刻着一个集体的多种相同点和许多不同点。
Stuart Hall对两种文化身份特征的阐述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文化身份特征不变的一面揭示了漂泊者的文化的根系,变化的一面则表现了漂泊者在其它文化环境中对各种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本能的和自觉的反应,也反映了在政治和经济的调解下各种文化互相运作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落实到具体个人,文化身份认同和确认的变数很大。首先,原居住国的文化传统制约着新移民的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新移民承袭的传统越沉重,她/他的文化身份确认的过程就缓慢。其次,新居住国的文化越多样化,民族多种化,新移民的文化身份确认的过程相对来说就越顺利,且可塑性越大;反之,则滞慢而复杂。然而,新居住国的政治经济的状态对新移民的身份确认同样起着关键的作用,而新移民本身的经济状态也使他们有很大的自由来决定取舍。在这中间时间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当新移民还在为认同和确认文化身份而困惑,疑虑,挣扎时,他们的下一代却表现出简洁,明快的价值取向。因为跟他们的前辈比较起来,他们对祖裔文化的认识和感受是从父母,祖父母的故事教育中,和书本上得到的,并没有自己的亲身体验,所以在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没有像他们父母辈所经历过的那种激烈的痛苦的文化冲突。
这篇论文旨在通过对加拿大两位作家的小说的比较分析,探讨他们在描写新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在文化身份重新确认时的不同角度和不同的方法,以及不同的观念,特别是华夏文化在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和它对移民的文化身份重新确定的作用。本文将要比较的是出身于中国的笑言的小说《香火》,和出身于加拿大的文森特•林(Vincent Lam)的小说《放血和奇疗》(获加拿大2006年度吉勒奖)。这两部小说从相互对立的视角,揭示了不同文化在人们身上产生多岐的反应,而祖籍文化在这过程中宛如酵母,通过综合作用,促进着新的呈现着多样性的文化身份的产生。
《香火》以来自中国的一家新移民为主人公,而《放血和奇疗》则是以几位加拿大医学院学生/医生为主人公。主人公本身的不同文化背景已经表现出两位作者各自的观察角度。《香火》的男主人公丁信强有着源远流长的家族史,祖父辈中有仕途官宦,乡村财主,老革命和大学教授。可以说,他的家庭背景几乎浓缩了中国近代至当代史。丁信强移民到加拿大时,还带着妻子萧月英及10来岁的女儿,萧是他的老革命爷爷的战友的孙女。《放血和奇疗》的男主人公Fitzgerald在小说的一开始还是一位在考医学院的白人学生,他的家庭背景几乎没有涉及,他的一度的女朋友Ming是华裔后代。他跟Ming的关系则反映了一个白人视眼中的华裔女性和华裔后代自身的文化确认之间的差异。
《香火》的一大特色是它脱离了过去几年加拿大华文学中常见的留学生,陪读,餐馆打工等题材,塑造了一个起点便是中产阶级一员的华人新移民形象。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和文化包袱的丁信强,与很多加拿大华文小说的主人公不同,他没有在社会的底层挣扎过,不是一个打工仔,也没在餐馆里洗过盘子,做过厨师,也不是十年寒窗在加苦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亦不是位陪读丈夫,更不是在奋斗中崛起的神奇的成功人士,而是个在电信公司做电脑软件开发的普通白领。他的妻子也有一份稳定的白领工作。
由于经济压力的相对微小,丁信强不必日夜打工养家糊口,却得以直接在主流社会不断调整自己,在与加拿大同事,上司,下级的业务往来的过程中,丁自然而然地在工作,学习,接触的过程中,逐渐习惯适应加拿大的制度,文化,习俗。因此由新居住国的文化与自己传统相对立或抵触的方面所引起的文化震惊(cultural shock)因为丁信强的深入其制度内部而很快得到缓冲,消解的过程也相对来说比在底层挣扎的新移民要迅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丁信强没有经历过激烈的文化冲突。丁的妻子萧月英也是一位老革命的后代,不仅在家庭结构上,而且在思想意识上,她更是丁的另一半。小说中的她,代表了丁家家族文化,是丁家家族史承续,绵延的火炬手,典型地表现在她殚精竭虑,竭尽所能要为丁家承继香火上。丁信强在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时,始终处在他的加拿大女朋友和妻子之间的无形然而激烈的拉锯争夺战中。所以,小说笔墨的一半是用在追述丁家家族的一百来年的历史,它与主人公在加拿大的现实生活交叉重叠式地进行,同时也象征着主人公背后的强大,深厚的文化背景。很有意思的是,丁信强自己在国内的专业是历史,而在加拿大,他的专业转成了电脑软件开发。专业的转化,为他的文化身份的重塑也加上了意味深长的注脚。
与《香火》不同的是,男主人公Fitzgerald的文化背景在《放血和奇疗》中几乎不涉及,仅从名字上判断,他是早期英国移民的后裔,因此在小说中,他的文化身份就是一个西方文化的符号。而 女主人公Ming的身份背景则类似一个华裔的符号,小说从未进行具体描写。作者显然刻意地隐去,淡化人物文化历史的背景的交代,描写。这并不说明作者对历史的不重视,而是因为作者的自己本身是华裔后代,跟新移民不同,华裔后代的观察重点已从历史转到现实。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爱上了正在考医学院的Ming,正是多种文化相互渗透的一种反映,在这里,则是Fitzgerald被中国文化的吸引,因为清秀,聪慧,勤奋,学习成绩优秀Ming,集中了华裔学生的特色,这一特色也被爱好学习的西方人所欣赏。
唯一涉及到家族史的是“长久的迁徙”一章,它叙述小说中第三位人物陈医生陪伴癌症晚期的祖父度过他最后的日子。祖父一生传奇性的生活经历陈医生已经从各种角度听过无数次了,在陪伴祖父的这些天里,他极想把那些故事内容的真假,虚实弄清楚。在这一点上,陈医生的态度和汤婷婷的不谋而合,《女勇士》中的叙述者也这样说过,“我继续要理清楚我真正的童年是什么样的,什么只不过是我的想象,我的家究竟是什么样的,我的村庄是什么样的,什么部分仅仅是电影上的,什么是活生生的……, 我很快要去中国去发现谁在说谎……” 两位人物都要辨别历史的真伪,不满足于听来的故事,因为对很多事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有的甚至互相相反。对家族过去的历史真实的怀疑态度,反映了陈医生和《女勇士》叙述者对过去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而产生的距离,更因为他们“长大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的矛盾和混乱中”。更耐人寻味的是,陈医生强调自己的陈姓不是遗传下来的祖宗的姓,因为他的祖父是个孤儿,陈是养父的姓。这恰与《香火》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了小说与《香火》在对传统承袭,传宗接代观念上的一种对立。
由此我们可见到,两部小说呈现的是一幅逆向的文化冲突和交融的画面:《香火》是从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走向加拿大的多元文化,而《放血和奇疗》是从西方的文化朝向中国文化,从而以互补的形式为读者图解了华裔文化传统与加拿大主流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消长起伏。两部作品在表现它们文化倾向时,均通过男主人公的女朋友来揭示文化的异同而产生的张力,因为婚姻家庭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体的承载体。
《香火》中的丁信强因为工作的关系,与加拿大同事费尔结成了好朋友,又因为费尔的关系,到芝加哥的一家电脑公司工作。在那里,他遇见了加拿大姑娘黛安,与她一见钟情。黛安是典型的加拿大女性,她的母亲是加拿大土族后裔,父亲则是白人。她父母的婚姻象征着加拿大的种族历史,而黛安自己的性格特征亦极具代表性,有着鲜明的加拿大文化的特性。她在与人交往时注重独立性,平等地待人和被待,尊重对方的感情,也要求对方尊重自己的感情。特别表现在与丁信强的关系上,她的处理方法与萧月英完全相反。当她确定了自己对丁信强的感情后,就主动在双方的感情上点燃火焰,否则的话,丁信强就会永远患得患失地独自暗恋。当她最后得知丁信强已经有了家庭后,并没有对丁的欺骗表示愤怒,而是想要知道丁对她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在了解了丁家的家族史以及萧月英自嫁给他之后为延续香火锲而不舍连身家性命都不顾时,黛安就默默地从丁信强的生活中悄然消失。此时她已经有了身孕。
黛安生下了萧月英梦寐以求的儿子后,丝毫没有去找丁信强的意思。她对丁家香火延续的传统非常清楚,也正是因为这点,她离开了丁信强。对于她来说,生命的孕育和诞生比香火更重要,如果为了承续香火而生育,那就是把生命绑在家族和意识形态上,从而降低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点上,她看到了她与丁信强的根本不同处,也正是因为这,她离开了丁,更不会告诉他其实他的家族的香火并没有断灭。
《放血和奇疗》中Fitzgerald则有着一段跟华裔女孩的失败的恋爱经历,他在大学求学期间,就被Ming 的典型的华裔后代的气质所吸引。对于他来说,Ming是东方神秘的具体化,然而,Ming自己却是一个已经高度加拿大化了的 “香蕉”,外面黄里面白。对祖裔传统的认同仅表现在为考上医学院的一切努力中,因为这是她父亲及全家包括亲友从小就灌输给她的一种信念,她自己则自小就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努力地向着医学院大门迈进。在与Fitzgerald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到Ming跟黛安同样的积极主动,但是跟黛安相比,Ming会玩一些小计谋,比如欲擒故纵之类的。
Ming 的离开Fitzgerald的背后,有着文化的注释。Ming的父亲坚决反对她跟白人恋爱,表现了文化民族之间的不信任和对立的一面,根源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婚姻的观念的不同认识。在加拿大出身,长大的Ming其实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西方的,也正因为此她会被Fitzgerald所吸引,也会不顾父亲的阻扰,暗自与Fitzgerald 同居。但是,她的遗传基因中仍然侵染着华人的潜在的文化意识,这使她有了一个对照的坐标,看到了与Fitzgerald 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比如,在选择从医这个事业目标上,虽然两人的共同点在于为了为他人服务,人道和给与的愿望。 但是Ming 的最终的动机还在于将来有个优裕的生活条件,对于她来说后者是非常重要的。而她的很多远近亲戚们也都在不同的大学里为着共同的目标朝着医学院的大门进军着。她也很清楚,Fitzgerald 的最终动机是只要有一个能让他着魔般地投入的专业,他就能全身心地投入,并不一定是医学。
另外一个不同是在学习方法上,Ming的方法是掌握如何应付考试的手段,抓住基本点和要点;而Fitzgerald则追求全面精通,这在战略战术上并不很明智。Ming 的应付考试的的策略是由她的表哥教授的,这又标示着传统代传的中国文化。因此,当Ming遇到了华裔后代Chen后,便逐渐地疏远Fitzgerald,最后嫁给了Chen.
两位女性最终都离开了她们的男朋友,黛安离开了丁信强,Ming离开了Fitzgerald, 但是为了不同的原因。黛安的离开是因为丁信强的过去太沉重,Ming的离开却是因为Fitzgerald没有过去。黛安和Ming在很多地方非常相似,但是又有很大的不同。她们都很独立,在感情问题上,完全由自己做主,保持与男方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如果不考虑文森特•林是位华裔后代的作者,读者很难识别这部小说作者的祖裔,它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和性格跟加拿大其他英语小说中的人物没多大区别,换句话说,小说中的Ming的性格特征并无鲜明的民族特色, 跟大多数加拿大的女孩子没有很大的区别。
颇具意味的是,Ming对终身伴侣最终的选择却是同族的Chen,她的医学院的同学。这里我们可以用R. Radhakrishnan 的话来解释Ming的选择,“祖籍的国家并不是它本身意义上的‘真实,’但是这个‘真实’足以使 [移民] 美国化的过程受阻,而‘现在的家’在物质上是真实的但是并不让你感到是十足的自己的家。” 在Ming那一代的非常西化的年轻人心目中,祖籍文化传统已经不很真实确切了,就如Stuart Hall所描写的那样,“过去继续在跟我们说话。但是它已经不再是作为一个纯然的,确实的‘过去,’因为我们跟它的关系就如幼儿跟她/他的母亲的关系,始终是在断裂以后。”然而,即使是如此,他们仍然会把自己看作是少数民族,不是原居住者,仍然会把同族人视为同类, 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仍然存在,尽管是在断裂之后。这种心理状态是他们永远不会把自己看作完全的加拿大人或美国人的根本原因。
与Ming相比较,萧月英的文化身份极其鲜明突出,她是一位典型的传统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几乎集传统女性之所有美德。一旦嫁给丁信强,她的一辈子的生活目标就成了为丁家承袭香火。虽然自己也有一份好工作,但是她的家庭地位却是辅助性的,被动的,处在丁家传统权威的阴影之中。
笑言是位大陆新移民,文森特•林则是华裔后代,显然两位作家在观察社会描写生活时,处理方式是很不同的。《香火》是对移民在新居住国的现实的历史化,《放血和奇疗》是对华裔后代的历史的现实化。笑言花了大量的笔墨对丁信强的家族史进行详细的追叙,并通过萧月英不遗余力要生儿子的信念来强调突出香火延续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香火在小说中不仅具有传宗接代的意义,更包涵着文化历史代代相传的寓意。对历史的强调所带来的的作用是对现实的与主流文化同化过程的一种消解和抵抗。文森特•林却省略对历史,文化,家族的具体描写,集中表现人物进入主流社会的过程。Ming这位所谓的在加拿大出身的“香蕉”,遵循着祖辈传下来的训导和方法,去追求西方社会的桂冠,并在尽快地顺利地成为主流社会中的一员的过程中获得成功。历史在这里是以缺席的形式存在着,它仅凝聚在人物的民族标记上,最后具像在Ming和Chen的结合上。
如果说丁信强还只是在从新移民向加籍华人过渡中,那么Ming就是典型的华人跟加拿大人中间加一道横:Chinese-Canadian。这可能也是笑言和文森特•林之间的区别。作为第一代移民,笑言通过空间的距离,以域外文化作对比,用小说作为手段重新认识着中国文化和历史。然而,从丁信强的女儿娟娟身上,读者能看到未来的Ming,移民的下一代身上已经不再背负着深沉的历史文化的包袱,祖裔的历史文化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抽象了的图腾,徽记,隔开了具体感受的一层。与此同时,对新居住国的文化接受和同化因为亲身体验而以相反的比例逐渐增长,因此加拿大的文化成为他们文化身份的主要成色。这就是为什么在文森特•林的小说中,读者看不到作者祖裔文化历史的具体描写,它们在小说中只具有象征意义,而没有具体表现。值得令人深思的是,文森特•林选择了白人作为主人公,这就必然使他的观察视角立足于加拿大白人的主流社会,暗示了他自己对主流社会的认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移民的后代会完全以居住国的文化取代祖裔文化。正如 R. Radhakrishnan所指出的,“离散的定位是中间隔横(-)的空间,在一个人祖籍老家和现在的家之间的变化着的关系中间,它协调着身份确认的政治的手段。”华裔-加拿大人或者加籍-华裔(Chinese-Canadian)中间的隔横昭示了华裔或其他族裔在加拿大的重塑文化身份的运动空间,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的长度或距离可以无限地伸延,亦可以缩短到零。丁信强的距离就比Ming长的多,其中还充满着很多的变数。同样,跟文森特•林相比,笑言文化身份确认的路途还很长。两部小说中意味深长的部分是,两种文化在互相冲突中调和,渗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黛安离开了丁信强,却生下了与丁信强的儿子;丁信强的香火似乎得到了延续,但是黛安却离开了他,独自一人承担起养育儿子的责任。Fitzgerald失去了Ming,但是在Fitzgerald 抢救萨斯病人时也感染上萨斯后,Ming的丈夫Chen在治疗他的过程中与他结成挚友。
那么,作者文森特•林是否已经完成文化身份确认的路程?在一次加拿大广播电台的采访中,当被问到医生和加籍华裔这样的一种身份对他的创作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时,他说,“在加拿大有一个第二代-加拿大群体,他们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我属于移民的第二代,我发现我跟印度,乌干达的第二代移民有更多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在我的祖母身上是找不到的。当然有很多文化的联系,我只能在我的祖母身上找到。而这个第二代的现象属于加拿大社会的主流文化。” 在这里,文森特•林提出了一个更为开放的观念,在认同于加籍华裔的同时,他又指出了他与其他族裔后代的文化共同性,因此跟《香火》的现实与历史的对照和呼应的纵向结构相反,文森特•林的小说呈现的是横向的开放的结构,他的四位人物各自为体,均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然而“所有的人物都有我的一部分”,文森特的这句话,使我们想起Amy Ling 在她的文章中引用的汤婷婷的话:“我学着使我的心变得更大,大到跟宇宙一样,以至它能容纳充满矛盾的事和物。”这种开放性的包容性的观念,使第二代或者之后的华裔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和确认充满着变化的因素。变化的结果很可能会导致文化身份和特征的多样化,恰如Yvonne M. Donders 在《通向文化身份特征的权利?》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个人的文化身份特征是可以有多样性的。
小结
从上述的分析比较中,读者可以看到,由于两位作家身份的不同,他们为自己的小说所选择的内容题材和表现方法也迥然不同。《香火》是纵向地历史性的,《放血和奇疗》是横向地开放性的。但是,两部作品却在交叉的焦点上勾勒了一条连续的时间曲线:《放血和奇疗》所表现的生活是《香火》里的人物下一代比如娟娟和秀秀 很可能会经历的,可以视作是《香火》的续集。虽然,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确认存在着巨大的代沟,但是他们都摆脱不了民族的徽记,而在寻求加籍华人文化身份的过程,他们既受承传下来的传统的制约,也在多种文化中不断调整,所以文化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是制造出来的,不是给与的。正如Stuart Hall 所分析的那样,“文化身份是从一定的地方来的,有着它的历史。但是,像其它有着历史的事物那样,在形与质上它们经历着不断的变化。文化身份远远不是在一些提炼出来的过去上内在地固定着的,它们受制于历史,文化和权利的持久的‘运作’。”文化身份也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种的,混杂的(Hybridity),不稳定的。而加拿大华裔在文化身份的追寻和重塑的过程,创造出了在加拿大的华裔-加拿大文化(Chinese-Canadian Culture),这一文化在华人文化身份重塑的努力中不断得到调整,修改,再造, 与此同时它又决定着华人的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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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此文刊登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年第1期。并收入《枫华正茂》海外第一部加华文学评论集。作者徐学清为加拿大约克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格式所限,原文脚注全部缺失,希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