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土楼岁月》节选

《土楼岁月》节选之一、自序

友明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出生在九龙江畔的一个小镇-石码镇。我父亲是这个小镇唯一的一家基督教礼拜堂牧师。

石码镇是个千年古镇，原与石狮、涵江并称福建“三大名镇”。石码原名石溪，唐以前尚是内海海滨，明宣德年间改称锦江，明弘治以后，“都人以当地海潮上下湍激，屡有崩溃，乃沿江垒石筑十二坝以障之”，故名“石码”，由此沿袭至今。 石码镇是中国东南著名的鱼米之乡，我常常以石码为自己的骄傲。

我父母是在1949年带着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从外地来到石码就任牧师的。我是庆幸的，我从小就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家-教堂。自两百多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牧师的住所一般就是教堂的附属建筑，牧师家属都是免费居住教堂的。我们一家居住在教堂的牧师楼，牧师楼是两层配套走廊的骑楼，六间厅房。在五十年代，这种住处是非常高档的。牧师楼在教堂围墙内，与神殿大堂仅有一条几米宽的水泥路面。

礼拜堂的环境既圣洁有优雅。正中是圣殿大堂，环绕大堂四周的有可以骑脚踏车兜圈的水泥路面、争奇斗艳的亚热带果树，除了一座牧工楼，还有一座执事楼，外层是围墙。围墙内四季鸟语花香，映衬著雄伟壮观的圣殿。礼拜堂的钟楼在圣殿屋顶中间突兀高耸，楼柱是方形的，楼顶像“介”字去掉两只脚的魏碑人字顶，具有典型的中国建筑风格。

人们说这个教堂是小镇是九龙江畔的“世外桃源”，其实鱼米之乡的石码镇本身就是一个东南金三角的桃源之地。石码被西北南群山环抱，腹地平原广袤，东南濒临浩瀚的东海和南海。九龙江汇北溪、西溪、南溪之水，出海门水域经厦门港注入台湾海峡。境内是九龙江下游肥沃的河谷地带，平衍开旷，适于耕耘。我爱我的家乡石码，更爱我圣洁的教堂之家。

在当时的红色中国，对宗教还是保护的，所以我们一家才能在教堂这个高贵优雅的环境里长大，也给我的心灵贯注了与众不同的气质。但我内心的挣扎、痛苦和彷徨也是与众不同的。

我不知道九龙江水是否听到了我的第一声啼哭？也不知道我的第一声啼哭是否很快被大街上抗美援朝的声浪淹没？但我知道我的血液里注入了接受神学教育的父母在新中国诞生中巨变的茫然、祈祷和希望，注定了我这个特殊的小生命，会有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

在当时中国五亿人口中，出生在牧师家庭的可能不到万分之一。在我的记忆里，教堂里的宗教环境和社会上的无神论政治环境南辕北辙，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在家和父母的一起读神经、上主日学、做礼拜，出门上学马上要接受共产党的无神论教育。我同时接受著两种不同的信仰，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超越了我的童年心理负荷。

我只能跟著感觉走，拉住童年的手。教堂里的童年是美好的。礼拜天大人在神殿礼拜，小孩就在牧师楼下的大厅上主日学，老师们教我们唱歌、画画，分发各种彩色图片。虽然时光流逝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但有一首闽南儿歌《耶稣爱我》至今永远难忘：

　　　　耶稣爱我我知明，

　　　　因为记载在圣经，

　　　　小小孩子虽软弱，

　　　　耶稣会救有替赎。

　　　　……。

妈妈总是唱著这首歌，摇著摇篮送我进入爱的梦乡。她很忙，要照顾七个儿女，又要协助我父亲做教会工作。累了，就靠在摇篮睡会儿。有一次，她累昏了，从二楼楼梯一直滚下一楼，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敷上伤药，她第二天又去看望一个病重的会友。

父母爱教会，也爱社会。一九六O年小镇发大水，全镇被淹，许多房子倒塌。教堂地势高，进水浅，我父亲即刻打开教堂的大门，安顿了数百名灾民，自己却泡在水里几天不合眼。　我父亲在家乡里做的好事，人们掰著指头数不清。

父母是我们的家长，也是教会所有人的家长。教会的兄弟姐妹总是向我父母讲最贴心的话：男婚女嫁、生老病痛、谋生求学，几乎所有的人间话题，不论何时来找我父母，他们都以诚相待，尽力解答。人们总是抱著忧愁而来，揣著喜乐归去。

父母的爱心成为子女的楷模，在教堂这个特殊的家庭环境里长大，使我们七兄妹都成为品学兼优的青年。我的一位哥哥那时是家乡最名牌的中学龙海一中读书时，德智体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他的出色表现，使人们对我们刮目相看。

我有被街坊邻里公认是天下最善良的父母，最和睦的兄弟姐妹情，最好的家庭生活环境。

但是，每当我走出礼拜堂这个小镇最高大，最富丽堂皇的神殿大铁门之后，就要面对著另一个世界的奇异的目光。小同伴们的目光好像在问著：“为什我们住在低矮拥挤的小街小巷？你家里却有那么大的圣殿、楼房和花园？”很多人都以为这座几亩地大的教堂是我家的财产，用羡慕和嫉妒的眼光看着我从教堂走进走出。

我记得从小时候起，不管是参加少先队，共青团，我们都要填写家庭身份,我们这种家庭是属于“宗教职业者”，可以划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所以，我的家庭身份就一直是“自由职业”。“自由职业”者属于中等身份，不是地富反坏，也不是工农兵，所以，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可以入队，入团，只是参军和上大学会受到影响。当然，直到文革，我还是未成年，受到影响的是我的哥哥姐姐，因为上大学要调查海外关系，我的父母的很多兄弟姐妹在海外，政治背景复杂，我的两个哥哥就是因此上大学受到影响。

文革对我的冲击是巨大的，文革后，教会被迫停办。在文革后的的三年里，教堂先后成了电影院、肥皂厂和卫生院。我们全家困宿在牧师楼的一角。教会围墙任人挖戳，露了好几个门大的洞里，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入。孩子在里面爬树踢球扔石头。教堂外大门两边也成为垃圾的堆积点，苍蝇嗡嗡叫，猫狗在垃圾堆上打架，鸟儿叼著虫儿围绕飞翔。风吹纸飞飘臭气，行人要掩鼻而过，我进出要走教堂后门。

在学校里，我不能参加红卫兵，大串连也无缘赶上北京天安门。六八年秋，我父亲被扣上几顶“反革命”大帽，挂牌、游街、殴打和关押无一幸免，专政队命他在教堂内挖地三尺，刨出“为国民党暗藏的枪支”，结果一片弹壳都没出土。全家被勒令三天内滚出教堂，就要无家可归了。好在教会的一位会友收留了我们，让我们暂时住他家的一个旧厅堂。本来文革后我们全家就无收入，全靠我在海外的几位父辈亲戚每月给我们寄生活费。但从抄家那天起，我家在银行和侨汇的存款全被冻结，只好变卖家具，又把原在教堂后院里养的鸡鸭全部拿到市场上出卖，好心的朋友也支持一点，才勉强维持下去(下一章将刊登我的大妹妹对这一段历史的详细的文字记载)。

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红卫兵大串连和文攻武斗的局面被控制，各省市和自治区建立了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举行。年底，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掀起。

上山下乡运动也席卷到我的老家闽南沿海的龙海县石码镇。石码镇是龙海县的县城，龙海一中和龙海三中都是在石码镇，这两所中学的老三届知青责无旁贷，镇居民也纷纷向居委会报名下乡，但我们家就是被指定要全家下乡的。

九龙江东去，浪掏尽我的青少年的翩翩岁月。我是唱著基督教主日学的圣歌和少先队队歌长大的，读著圣经和呼喊著无产阶级革命口号走向青春的。18岁的生日刚过，我含着热泪，带著我的希望和理想与九龙江水背道而驰，回归向九龙江的发源地闽西南土楼山区下乡落户。十年后又回到这个小镇，但是这个小镇的江水已经是泥沙俱下惨不忍睹了。这还是我的故乡吗？看着浑浊的江水，我的泪水也浑浊了。

这部《土楼岁月》，是我在闽西南土楼之乡南靖县书洋公社(现书洋镇)下乡11年的回忆录，包括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在华安水电工地担任民工的回忆。

友明，今天晚上文库就好。你可以在“编辑”中，把这篇放进文库。

请你帮助测试一下文库的功能，先谢了！

我是试验一下～～好就放进文库～·

好啊！文集进去了～～

回复  吴友明

读了。好! 谢分享。

下乡11年？
可可 发表于 2010-1-29 14:32

是啊！11年，这本书已经出了，我只是选择一段贴上来。
《土楼岁月》出版信息
http://mycoffeebean.org/viewthread.php?tid=221
谢谢你可可。

我把每帖的总数改到了20万，你要一古脑把全部装进文集，也可以。总之，帮助试试。

回复 7# 为力

周末有空再贴出来～～

再次阅读友明的大作,喜欢你专业作家般的对文字驾轻就熟的运笔和丰富的生活阅历下作品的灵魂

近来，介绍了苏芮的歌曲给不懂中文的朋友听。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来加州的路上，听着听着，不由地失声流涕。歌中讲到悼念友人死之无妄，反复唱着一句“你走了么？你走了么？” 我想到人世间的悲辛，不由动心。

我一直喜欢苏芮的歌，成熟而多变，多能打动我心深处的平时不大触及的情绪。近来又听到“一样的月光”，感触深深。

我觉得唱出了友明兄的心情，所以提及。所谓异地而同悲。高楼大厦与滚滚浊流之悲，我想，正在于失去了纯洁和简单，无邪和温馨的，值得我们珍藏的东西。

斯世何世？真的进步了吗？

再次阅读友明的大作,喜欢你专业作家般的对文字驾轻就熟的运笔和丰富的生活阅历下作品的灵魂 ...
叶虻 发表于 2010-2-5 11:17

谢谢叶虻的鼓励，我很欣赏你的文笔，说真的，你的那篇”妈妈“写得真好。。。

近来，介绍了苏芮的歌曲给不懂中文的朋友听。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来加州的路上，听着听着，不由地失声流涕。 ...
Immanuel 发表于 2010-2-5 13:49

岁月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国内的我们这一代人，不少下岗了，退休了，一聚在一起，就说起下乡的故事。

我老家的朋友看这本书，有的看到流泪，因为那些经历太真实了，这些看起来平淡的文字使他们重新感受了那段不堪回首的青春年华，在他们心里引起强烈共鸣。

我是几年前开始写这本书的，如果是现在，我可能就没那股激情了，再谢～～

友明先生， 看来我们是两代人。你当在我的父辈之列。致敬。。：）老骥伏枥，壮志不已。

谢可可和慢牛，新年好！
另外，我已经知道可可是谁了，呵呵～

看来我要把这个系列的其他线连接一下，我都找不到了。从这章之后，还是把所有的章节连在一条线好。
《土楼岁月》节选之二：被赶出教堂之后
http://www.mycoffeebean.org/viewthread.php?tid=118
《土楼岁月》节选之三 哥哥来土楼
http://www.mycoffeebean.org/thread-172-1-1.html

《土楼岁月》节选之四   走进田中圆寨

     我们全家7人只住新楼一个大的角间房，16平方米左右，显然不够，但是同样是这个面积的房间，在土楼里的伸缩空间比城市的房子大多了，因为房间门口就是宽敞的走廊，可以临时放一些东西。

    那时，父亲还没有被释放，我们的房间住六人，还是比较拥挤。于是，我晚上就借住到一个农民的房间。村里有不少农民的房间住不完，常常是一间房往往只住一人，我很容易找到搭铺的哥们。

    比起在石码镇流落街头，能住到这样的土楼对我家来讲是很温馨的，我们毫无怨言。当然，土楼农家的一些住房习惯我们也要认同，比如，把茅桶摆放在门口走廊，男人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在走廊的茅桶小便。后来，我发现不少土楼的回栏除了放茅桶之外，还有伸出的柜子，就像大戏台的包厢，却放着一些农家用具，实在奢侈得很。

    我有时搭铺在新楼的单身知青房间，有时在楼内其他农民房间，也有到田中圆寨搭铺的。直到和田中农民同睡一张床后，才对田中圆寨才有进一步的了解。当我走进田中圆寨，初看到这座3层上百个房间的大土楼，一直惊叹土楼人民的非凡创造力，

    50年代以前，田中农民大多数居住在400多年历史的老四角楼，人们称该楼为“田中央”。“田中央”居于新楼和田中圆寨之间，距新楼和田中圆楼均数丈之遥，我有点奇怪，为什么新楼叫“新楼”，而这座老楼只叫“田中央”，后面省略了“楼”？其实这种微小的区别，往往可以看出一个土楼乡村的历史和人文的某种渊源。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田中央”这座老楼有着非凡的历史，后来“田中央” 就成为附近几十座土楼乡村的品牌 “代言人”，也是现在包括10多个村民小组的“田中村”之名的来源。

    田中央老楼也可以住上百人，4层高，但由于太老旧，不适合居住，所以50年代初期，这里的人就建立了田中圆寨。土楼农村建立一座大圆楼需要很多木料，尤其大杉木，通常要准备几十年才能把木料备完。我下乡时，田中大队梅坝生产队就已经备足了一座大圆楼的木料，圆楼的地基砌好了。可以想象，建立田中圆寨的艰辛。

    建成后的田中圆寨只是一个已经封顶的外形和骨架，内部装修就靠自己了。一般说来，人们从夯墙到把土楼构架做好，都是大家一起合作，然后每户自下而上分到一列垂直的房间，接着做楼面、隔墙、窗户、天花板，这些装修活叫“完间”，却是自家的事了。有的人有了房子构架，因经济困难或出外谋生等原因，永远没有办法“完间”，田中圆寨就有好几个楼主还没有完间。这又出了一个新问题，二楼三楼的回廊是由各家各户的走廊连接成的，一家没有完间，走廊是空的，但又是必经之道，就在这家走廊的框架上铺上木板，木板没有上钉子，走过去要十分小心！小孩子从未“完间”的楼上掉下来死伤的事情经常听说，田中圆寨就发生一例。当时我抱着小孩到书洋医院，看到孩子的脑骨髓都流出来，无望再醒来，父母哭成一团！

    然而，田中圆寨本身就是一座完美的圆形土楼形象，下乡第一天乘车时只看到圆土楼的外形，真正走进圆土楼，才会知道其中的奥妙。

    近距离看田中圆寨，要在楼前迈上几个石板台阶，踏上楼围约2尺高和1米多宽的的河卵石走廊。走廊紧紧围绕着棱角分明的青灰色大石块砌起的墙基，整个圆形的石走廊像套在楼沿的一条玉石翡翠，在阳光下闪烁银磷磷的光彩。角石墙基约1米高，与黄土墙紧密相连，青石和黄土色彩对比鲜明，整座楼的底蕴围绕着刚强、柔和与向心力。黄土墙夯在1米高的砌石上，与一般土墙无异，后来知道，这里圆寨的楼墙，用的是很粘韧的生土，经过反复翻锄之后，堆垒发酵成为熟土，才用以夯墙。夯墙最讲究底层墙，用的是既土又奇的三合土墙绝技：以石灰、沙、黄土各等量拌匀，根据需要，掺入红糖、蛋清和糯米饭汤，搅和成干湿适中的粘合剂，以墙模板筑，中间加入片石和竹片为墙骨。这种墙坚固无比，其坚固抗震耐久性远胜低牌号水泥，在水中永久浸泡不坏，否则它早就被雨水淋烂了。踏上石阶，再跨过近1尺高的石门槛，每一步都充满神秘和古老，摸摸土楼的大门，门板足有二三十厘米厚，用硬杂木制成，外钉铁板，楼门上装有防火水槽。大门的宽度足够一部小汽车开过去，楼的两扇大门开向两边。进门后就是约20平方米的宽敞前厅，厅左边是一条1丈多长的长木凳，右边放着一副糍粑石臼，楼墙足有2米厚。

    走进寨内，站在楼门厅，仿佛走进一个高耸的圆形体育馆。露天的石埕就是天井，像体育馆的操场，被高1尺的石走廊围绕着。石走廊其实就是每家的厨房门口的走廊连接起来的，宽度1米多，就像体育馆地面观众的站位空间。上了楼，一栋栋紧密连接的2楼、3楼房间的回廊，被竖木柱按单元隔开，使每个回廊就像体育馆的看台。2楼和3楼的木回栏和1楼上下对应，排列井井有条。圆寨里4道楼梯，就像体育馆的通道。

    具体地说，圆寨一楼的房间是灶间，2楼和3楼是住房和谷仓，水源来自石埕中的一口水井。整座楼的设计非常合理，这口井不是挖在石埕中间，而在东边，而且这个位置的水质最好，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从石埕边的排水暗道流到楼外。

    田中圆寨让我第一次见证了闽西南土楼的伟大建筑艺术，所以我在1969年2月28日，即农历正月十二写给二哥的信中写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是造就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是缩小三大差别的战略措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使我们更深切地感到过去受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看到了自己身上的革命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等弱点……来到这里，我们亲眼看到祖国美好的河山，广阔的天地，看到革命生产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热烈欢呼，纵情歌唱，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歌唱毛主席领导我们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现在看起来，当时我给二哥写的这封6张信纸的长信，能够有这番激情，与对田中圆寨这座土楼的好感分不开，也与田中农民热情洋溢的接待分不开。

    站在公路上看田中圆楼，像天外飞来的巨型圆飞碟，栖息在山边，随时会再飞向太空。楼后山上是茶园和树林，绿意盎然，让“飞碟里的客人们”留连忘返。这座圆楼的规模和气势可以与任何一座圆楼媲美。

这就是我下乡住的土楼田中圆寨，正在大路边，现在每日游客不断，规划开发成土楼客栈，。

田中圆寨内景

《土楼岁月》节选之五     父母在土楼

     我们下乡之后半年之内，一家吃国家商品粮，生活问题不是很大，但钱从哪里来？生产队很穷，一年到头没有分红，生活费用得靠自己搞家庭副业收入，虽然国家给每个知青和居民补贴每月6——8元，可人人还须从家里寄钱来弥补。我家的优势是每月大约有四五十元人民币的侨汇收入，所以家庭生活水平比当地农民好得多。关于侨汇的来源，父亲有兄弟姐妹10人，自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6位移居海外，并长期支持我家的生活。我小时候在礼拜堂，每个月都看到一位送侨汇的邮局叔叔，背着一个包包来到教堂，从包里拿出一叠钱给父亲，要他签字。那位叔叔的模样、神态和动作就像共产党派来的地下工作者与父亲接头一样，神秘而又安详，只要看到他来，我的心中就充满温馨。父母常对我说，这些钱是神的恩典，要感恩。其实6位移居海外的亲人，几乎都是专职在基督教会工作，当牧师或教士，收入非常有限。我移民到西雅图后，才知道当初他们寄钱给我们是由数个小家庭分担的，甚至从我堂哥堂姐们的生活费中抽取、“分派”。尤其令我刻骨铭心的是，远在海外的叔伯和姑姑们半个世纪以来，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我们家族的100多人祈祷，一个不漏，至今依然如此。

    1969年春耕时节，父亲被释放来到书洋和我们团聚，这时一家之主的父亲已经只能是后勤部的“候补人员”了，母亲才是“总管”，她煮饭，养猪，缝补衣服，还要处心积虑地安排家庭柴米油盐等，提供3个弟妹读中学的学费，并在经济上支持27岁的大哥在安田尾成家立业的开支。她一天忙到晚，还经常帮村民缝补衣服，每天晚上总是到八九点钟，我们都上床睡觉的时候还在忙。我和姐姐是我们一家的全劳力，我每天出工可以赚六七工分，后来很快到了八九工分。大妹15岁，弟弟14岁，小妹13岁，她们都在下乡半年之后陆陆续续上中学，其辛苦可想而知。

    父亲到书洋后，社员并不知道他在石码被关押，只从下放干部和知青中听到一些风声，但他们根本不在乎。农民兄弟基本上不识字，只知道柴米油盐一日三餐，他们看到我们一家兄弟姐妹各个长得五官端正，眉清目秀，气质优雅，看到父母说话和气，待人诚恳，慈祥善良，都与我家很要好。父亲叫“吴乃文”，大家都叫他“乃文叔”，孩子叫他“乃文公”。

    我和父亲都喜欢看报纸，以前在石码当牧师的时候，教会里订了《人民日报》和《福建日报》，使我经常看报，养成关心天下大事的习惯。父亲把每天的报纸细心保留起来，按月装钉成册，年复一年积累保存，直到文革时才卖给废品收购站。有时报纸被人借走弄丢了，他心疼不已。父亲宁愿几个月没肉吃，却不能一天不看报，虽然生活很艰苦，他还是订了《福建日报》。他知道报纸很稀罕，从来舍不得丢，因为旧报纸可以包烤烟，糊窗墙。我们住的被岁月薰黑的新楼墙壁贴上报纸也为之一亮，换了新颜，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栽种了几十斤烤烟，密封在瓷瓮里，要拿回漳州送亲友时也全靠旧报纸包装打点，最后剩余的报纸才送给几位对我们关怀倍至的贫下中农包烟。

    父亲偶尔也出工，每天出工一般能赚4工分，但他出工都是在生产队附近的洋田干活。所谓 “洋田”，就是面积比较大的田，一般是0.5——2亩的连片水田，田中圆寨门前就有50多亩的扇形洋田。农忙时候，父亲有时也跟大家插秧，插得很慢，滚了一身泥巴，流了一身汗水。田管的时候，他也挽起裤筒下水田拔草，因为水稻长到1个多月后，就有稗草长出来，稗草比水稻长得高长得壮，有的稗草密密麻麻，老人妇女都要下田帮忙拔稗草。

    父亲也上山捡柴，捡柴就是砍柴的意思。土楼山区每家每天要消耗几十斤木材，所以上山捡柴对我们来说是很累的活。土楼人家把杉树和松树之外的树木都叫杂木，捡柴的来源，一是山上可以砍伐的一些杂木林，二是山里自然死亡和倒地的树木。捡柴时，我们把柴从山上扔到路上，装上柴担架挑回来，或者把整根木头扛回来。有时我砍柴很晚还没回家，父亲知道我从哪条山路下来，就上山找我，母亲让他不要去，他总是说“我去，没问题！”在山路上遇到我，他就帮我拿着饭盒，再拿几根细长柴杆扛上肩膀，跟在我后面爬山越岭，趟过小河，颠颠跛跛走着。

    父亲其实是很吃苦的，身体很好，几乎没生过病。我们住礼拜堂的时候，父亲就在教堂旁边的空地上种香蕉、木瓜，既美化了教堂环境，又可以品尝甜美的水果。60年代初，石码的中山公园旁就是农田，人们可以在冬闲的农田种植蔬菜，大哥高中毕业之后在家待业，就在公园边的农田种了不少芥菜，父亲有时也去帮忙。教堂里有几把农家锄头，父亲平常有事没事，总拿着锄头在果树下这边挖挖，那边抹抹。有一年我们收了很多芥菜，大哥还挑到石码市场卖，一担上百斤的芥菜卖1——2元。父亲喜欢吃蔬菜，常说他是吃菜长大的，所以体质好。父亲94岁高龄，血压还正常，这与他当年坚持体力劳动和喜欢种瓜种菜的爱好密切相关。

    文革的时候，全家无收入，父亲看到石码街头有人给孩子剃头，于是他也打起当剃头师傅的念头。失业的知识分子很多，有教师、资本家、商人和其他自由职业者，除非被批斗，否则没有人会到街上亮相，很多知识分子总保持着他们的清高和尊严，宁可饿肚子，也不去做平民的工作。父亲是牧师，毕业于神学院，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却不这样认为，他买了一套理发刀，试着给几个巷子里还绽着屁股的孩子免费理发之后，就开始走街串巷理发了。别人给孩子理发一次1角，父亲只要4分，一天有时也赚上1元钱。就这样， 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原来至高无上的牧师、县政协常委，在大人鄙视的眼光和孩子好奇的眼神之下给人理发，父亲的一些老朋友暗里都嘲笑他：有失牧师尊严！但他不在意这些，除了理发，还在1967年至1968年期间，到龙海江东打石场做临时工，同年轻人一起干活。遇到下雨，来不及避雨常常全身被淋透，也不在乎，因而在打石场，父亲给人们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年轻人称他为“打石的牧师师傅”。

    父亲来到农村后，除了出工，平时也经常为农民免费理发。他不怕脏不怕累，积极地为生产队积肥。生产队需要收集猪粪和牛粪，他可以大半天拿着一把捡粪的柱夹子，跟在猪、牛的屁股后面走，孩子们说“乃文公！你还捡猪屎啊！”他笑着说：“是啊！呵呵！给公家积肥。”他捡粪后交给生产队，有时一天拾捡的猪粪，值半劳力一天的工分。

    母亲叫沈碧瑜，一听她的名字，就可以想像出一个大家闺秀的形象。她和父亲的婚姻非常美满，1942年，父母在厦门鼓浪屿的福音堂结婚，当他们在神的面前立下婚誓时，就相信耶稣会赐给他们夫妻恩爱一生，而这奇异恩典的种子，在我曾祖母那一代就已经播下了。父亲在10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七，年少时跟随生意兴旺的祖父在漳州经营绸缎布匹行，17岁时祖父不幸病逝，由于祖母对神的虔敬深深影响父亲爱神的信心，他25岁到华北神学院就学，在战乱中毅然选择了为主献身的道路。2年后，父亲写信向母亲求婚时，已从一个富家小老板变成贫困的神学院学生，而且除相片外从未与母亲会面，没想到母亲竟然马上回信同意与他订婚。母亲出生名门世家，外公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曾任厦门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母亲是他的长女，长得端庄动人，为人诚恳而有爱心。她之所以对我父亲“未见就钟情”，是因为正在上海就读神学院的她，正为自己的婚事祷告，在从书信及友人中简略了解父亲的信仰和为人后，便有一股明确的信念相信：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于是，他们的婚姻就此开始了。外貌美丽的母亲也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心灵，她跟随父亲走过六十几年，从来没有和父亲吵过一句。在土楼农村，曾经是千金小姐的母亲，和父亲一样，为让子女能健康成长，不辞辛苦地干起他们不曾干过的粗重活，在农村与妇女一样养猪喂鸡。由于母亲的辛勤劳动，我们每年都可以杀一头肥猪。

    母亲养猪的经验很丰富，非常注重挑选好的种猪。土楼人称小猪“猪坯子”， 墟场出售的小猪有的有毛病，所以到墟场买小猪，难免会受骗，母亲宁肯在附近土楼买熟人的猪崽子，也不让我们到书洋墟场买。她说能吃的小猪才是好猪，到邻队买小猪时，她总站在那里看小猪吃得饱饱的才放心，结果吃饱的小猪，比原来的重了很多，价钱也贵了许多，因为墟场可以买到饿肚子的猪，到别人家里买饿肚子的猪便不太可能。有人说母亲很傻，都是同一个大队的社员，好猪坏猪探个风声就知道，一定要让猪吃得肚子圆圆的才买。母亲就是这样傻，不过傻人有傻福，如今母亲已经89岁了，身体不错，还能和我们一起去教堂礼拜。

    为了买便宜和良种的小猪，父亲还专门到船场墟买小猪。船场是出天岭后的第一个公社，有县水泥厂和不少社办企业，船场墟比书洋墟热闹多了，所以猪崽子也便宜多了。船场墟距离书洋，走山路约16公里， 3个多小时，我们买的那头小猪20多斤，关在竹笼里，父亲和那位同行的农友每人买一头，2个竹笼装两头小猪，我和农友轮流挑回来。从天岭西坡到赤州大队的公路有4公里，地貌以高丘陵和台地相结合，地形条件复杂，山体陡峻，河谷很深；小路1公里，路陡，但整修得很好，路面有石板路，有河卵石，也有平土地，路两边是天岭林场高大的杉木林，风光无限。我们抄小路走天岭，如果没有走过天岭山路，不算到过天岭，骑自行车从西坡上天岭的人谁也不愿意走公路，宁愿扛着自行车走小路。

    这段方圆几公里的地方，现在已经开发为土楼旅游区，还有原始森林和瀑布。今天的人们，不必徒步走天岭了，贯通天岭东、西坡的甘芳隧道已通车，我们徒步过天岭的美好回忆就显得特别珍贵。